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朋友张小鼎同志的电话，说是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了，也许会发一请柬邀我出席庆祝盛典。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五十年前的往事，那时我距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门，大概只有一步之遥。不过那时她好像还没有大门，因为正在筹备之中。
1950年深冬，我正在江苏南通通州师范学校当教员，一天忽然收到李广田先生从北京来信，说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急需编辑人员，问我想不想重来北京。并说此事可和吕剑同志联系，他是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主任。抗战后期、抗战胜利后，我曾分别在西南联大外语系和北大西语系就读，对北京有着深深的怀念，因此便向通师提出辞职，并匆匆束装就道。
到北京后和吕剑同志联系，才知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名额已满。但告诉我他已向沙可夫同志推荐，可到文化部找蒋天佐同志面谈，他们正在筹备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，需人。蒋天佐同志瘦瘦高高的，人很和气，挺认真，主要问了问我在通师时的待遇，又问我还有什么困难或要求。我说，薪水多少无所谓，但我希望有个住的地方。天佐同志说，这可不大好办。我们还在筹备，处在调人搭班子阶段，连正式挂牌办公的地方还没有，宿舍更说不上了。要不你在朋友家暂时再住一阵，我们尽快想办法。
正好此时我在联大和北大的老同学杨犁在《文艺报》工作，竭力说服我去当时丁玲和张天翼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，吃、住也就都有着落。
我终于在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，错开了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机会。
25年过去，说话到了1976年，意想不到的是我再次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前，参加了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工作。同一时期我还成了《新文学史料》创刊初期最早的作者之一，当时受命负责编刊的黄沫又是我在联大和北大的老同学。鲁迅书信过去无注，而且书信来往只是两人间事，信中涉及的人和事，时有隐语、暗语和心照不宣处，只需你知我知便可。因此注释起来也就更加困难。所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的组织、领导和协助下，总算较出色地完成了出版社交付的任务。在从事注释和最后参加定稿期间，鲁编室领导王仰晨同志和秘书赵琼同志在出版社后院的小楼上，从早到晚以他们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、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的态度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此后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、需要、嘱托我做的事，我无不欣然从命，其中包括为《鲁迅全集》等重要书籍申请大奖撰写推荐意见、审定《鲁迅大辞典》部分辞条，等等。我自以为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几十年的交情，不是外人。另外还有屠岸、牛汉、胡德培、刘茵等同志都是老友，曾是我旧日学生的汪兆骞现为《当代》杂志副主编……想到这些，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更别有一种亲切之感。
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35周年亦即1986年的时候，出版社有意组织出版一本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》，先后经吴均燮、高贤均二同志与我联系，要我承担主要编写工作，并任主编。编撰此类工具书在当时难度极大，但出版后得到了海内外一致的首肯。
1995年又快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45周年了。出版社根据一些作家学者的意见，决定出版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》的修订本，要我继续负责，由高贤均、李昕二同志先后和我联系。在进行修订工作期间，和四百多位作家有通信往来，搜集资料，补正辞条，反复修改，数易其稿。入典作家由六百多位增至八百多位，全书字数由50万字增至近90万字。我的认真负责态度和所撰辞条的翔实完备，得到了众多作家的钦佩和赞扬。我自认为没有辜负出版社对我的信任。
“作家辞典”如在撰写完稿后，迟迟不能出版，将导致需要再加修订。但愿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主编和修订的这本《台港澳暨海外华人作家辞典》，今年近期能够出版。我相信我为它付出的精力不致白费。我将以它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，并同时纪念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相交整五十年的友谊。
（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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